摘要：制造业服务化既是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延伸，也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样态。制造业服务化日益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趋势，又深植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制造业服务化是职业教育面向未来提升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重要检测物，需要给予充分关注。面对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职业教育需要在定位和面向上进行积极应对，在专业建设中保持适度张力，在人才培养的具体过程中注重软性技能、核心能力等。
一、作为产业融合产物的制造业服务化
（一）内涵
关于制造业服务化的具体内涵和详细发生时间，学界并没有十分统一的认知。一般认为，制造业服务化首先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时间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代表性公司如GE、IBM、XEROX等。判断标准是，新兴的服务业务并不是这些企业的“源起”业务，而是围绕其主要的制造优势而衍生出的相关服务；服务业的生发和演化是来自于内部的，属于“合理拓展”；服务业比重逐渐升高，成为企业的重要价值来源，而且拥有较好的品牌效益；服务业内容比较广泛，包含财务公司业务、咨询、文档管理等。
一般认为，制造业服务化是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去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趋势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并不矛盾，我国也呈现积极态势。
（二）背景
制造业服务化具有深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学者们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索。具体而言，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服务经济。即以顾客需求动态化、定制化为核心表征的全球服务经济发展成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二是信息技术。即信息技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经济竞争的传统状态，全球经济一体化又加速了这种竞争的蔓延，并提升了竞争的激烈程度，推动发达国家制造业“悄悄地服务化”。另外，互联网驱动制造转向智造，是我国由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助推器，也是我国在全球制造业生态重构之下确立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三是知识经济。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内在因素，孕育并推动着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隐性知识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甚至成为制造业发展的一种决定性因素。四是企业赶超战略的转型。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企业竞争中也呈现出马太效应的趋势，后发企业要实现对领先企业的赶超，必须仰仗商业模式创新，借助于既有优势，弥补劣势，实现新型的追赶。这种赶超表现在制造业领域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制造业服务化。
除了上述带有共性的背景之外，制造业服务在中国的兴起还有一个重要的独特背景，即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的转型。制造业服务化提供的产业发展思路、竞争力提升路径、企业提升的新启迪对我国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并为“中国创造”长远目标的实现提供积累，非常值得关注。因此，制造业服务化在我国当前的制造业转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二、制造业服务化的两个争议与职业教育对接心态
学界一般宣称，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相应的，人们也要求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高度互动，甚至要高度契合。对此，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府官员讲话，以及诸多宏观政策设计，均有类似期待。但是，这里有一个基本逻辑前提，即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正确的和真正发生的。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逻辑前提，是因为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科学性要求其求真、求善和求美。如果某种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是不正确的或者未必真正发生的，职业教育显然不能盲目地去主动贴近，更不应该做出所谓的前瞻性应对。据此，分析制造业服务化的真实性和积极意义便十分必要。
（一）争议一：制造业与服务业谁占主导
“我国将进入服务经济主导时代，服务业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这个论断一般基于我国近年来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持续上升，尤其是相对于第二产业的增长来看，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以2015年为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均比第二产业表现更好，其数据分别是50.5%，40.59%和8.3%，6.0%。而且这种发展趋势已经有多年的持续时间。据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由第二产业转型为第三产业，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在不久的将来即将达成。
但是，相反的观点似乎也有有力的支撑。李钢基于不变价格视角的研究表明，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仍旧是第二产业，而不是第三产业。另外，不少学者还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解读得出，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化正在重新焕发生机。
不同学者的研究均有实证背景，但分析角度不同，结论也不同，说明实证研究并不能对上述争议给予确定的回答。其中一个逻辑连接在于，第三产业比例的不断提升是否意味着服务业占主导、服务业是不是主导产业、发达国家的再工业战略是不是与制造业服务化相矛盾。综前所述，郭怀英等已经明确认为，发达国家的再工业战略与制造业服务化并不矛盾；对于是否主导，从数字占比比较和从决定性来理解会有不同结论。但是，从总体上讲，有一点是学者共同认同的，即服务业占比在不断提高。即使仅从提高就业吸纳能力来讲，也不影响我们分析探讨制造业服务化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二）争议二：制造业服务化能否真正促进经济增长
对此，学者们进行了诸多实证研究，但学界的结论并不统一。
姜长云研究指出，理论和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以及重要性提升并不必然是产生经济越发达的结果。这种研究结论实际上总体上否认了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强因果关系。黄婷婷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总体上中国制造业的投入服务化水平不高，也未显著促进经济效益提高。对服务投入的作用进行分类型研究又证明，除了技术服务投入正向促进制造业经济发展外，其余服务投入均为负相关。这里的“其余服务投入”还包括一般认为肯定起到积极作用的物流、信息、商品、金融等，确实值得深思。
张斌对11个样本经济体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1个样本经济体中只有英国转型后10年经济增速高于转型前10年，法国、中国台湾、加拿大转型前后经济平均增速基本持平，日本、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意大利、韩国、中国香港转型后10年的经济平均增速都有显著下滑。上述观察提供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结构转型会伴随经济增速下滑的一些线索，但还不足以充分证明结构转型一定伴随着经济增速下滑。
对服务业发展以及制造业服务化是否真正促进经济发展或者带来经济增长进行确证并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在来自于经济界权威人士并不统一的结论条件下，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必须另寻出路，即跳出争议本身。经济增长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发展更为复杂。与制造业服务化同时发生的其他经济因素也可能是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必须从其他视角来界定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现实性。相比之下，瞄准现实的时代性分析可能更为妥帖。对于中国现阶段而言，即便不用制造业服务化来表征，也必须认识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既是我国一项基本战略，也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重要现象。这种阶段或许是不可跨越的，也是职业教育需要给予足够关注的重要现象。
（三）职业教育对接心态：整合后的观点
对上述两个争议的分析并不能确证地回答争议的问题，这也非本文所能承载。但这并不影响形成如下几个结论。第一，制造化与服务业的融合是一种必然现象。尽管学者们对二者的相互比例的认知并不统一，但是融合性毋庸置疑。或许最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将日益融合的两者进行拆分和析出，用制造业服务化进行整合性研究应该是最为恰当的出路。在这一点上，职业教育的对接应该是面向制造业服务化的对接，而不是只面向制造业，或只面向服务业，也不是把两方面的单独对接简单加和起来。第二，发达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均会经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对经济发展产生相应的影响。对此，职业教育需要对制造业服务化的长期趋势保持动态关注，并对短期面向的职业教育培训或学校短线专业进行相应的方向调整。
三、制造业服务化方向分类呼唤职业教育方向调节
在基本认可制造业服务发展方向的基础上研究其具体分化方向，是为了更好分析职业教育的相应作为。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在思考经济面向时持何种立场，设计大致何种方向。
（一）制造业服务化的两大方向分类
企业服务化转型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以产品为基础的服务化转型；一种是面向生产企业，以流程为基础的服务化转型。相应的，制造业服务化既包括以制造服务为核心的自营性服务、生产性服务，也包括基于产业价值链分布和产品服务系统的服务化转型。
制造业服务化的两大方向分类对职业教育的启示意义在于，如果要参照制造业服务化，职业教育界不能将其窄化理解为面向终端消费者。由于从单个的消费者自身立场来感受服务往往直接会锁定于终端消费者，这种误解非常容易发生。
（二）制造业服务化主要是面向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转型
张斌研究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第二次结构转型，发现并非所有的服务业都在转型期以后出现更快的增长，只有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才会更快增长。美国经济从1950年开始转型至今，服务业占比从60%提高到80%，增加了20个百分点，其中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份额增长了23个百分点，低技术水平的服务业份额下降。他们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定义，是依据该行业雇佣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此研究也对职业教育界提出如下提醒：一方面，制造业服务化在制造业链上的分布并不均匀，与技术高度相关的方面和环节更容易出现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进展。另一方面，对于整个制造业而言，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是制造业服务化的主要生长点。职业教育与技术高度相关，从根本上具备了与制造业服务化共舞的天然特质。而且，职业教育也应该在高技术领域有所进展，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制造业服务化合拍。
（三）职业教育面向的方向调节
在关照制造业服务化的背景下，职业教育不仅需要考虑面向作为整体的服务业的发展，而且需要在制造业服务化视角上进行更多拓展。一方面，前者要求职业教育在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时不仅考虑到终端消费者的需求，而且需要考虑到面向生产企业的流程为基础的服务化转型。而这种服务化转型往往不是单个专业类型的人才培养所能满足的，可能需要在现有单个专业类型的基础上进行整体式再造。新型专业类型或者新型人才的培养又需要更为系统化的方案设计，这对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从制造业服务化视角出发，也需要对人才培养中涉及的目标设定、课程设计、内容安排等进行更为合理的设计。比如，对于面向制造业进行的人才培养，不但要培养学生在制造业专业门类内具有多种技能的贯通和连接的意识和能力，而且需要在制造、销售、设计等方面都进行相应的培养。即使在具体的器件设计领域，学生可能既需要具有运用科学理论在现有流程下进行技术完成的能力，更需要具有基于消费者或生产企业个性化需求的个性化设计的能力。
上述分析表明，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在制造业产业链条各环节的活力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制造业门类内部的张力也是不同的，只有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门类和技术密集的特定制造业环节上，制造业服务化才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继续坚持技术导向，注意培养学生的技术创新和技术积累的意识和能力，是制造业服务化方向分类带来的又一重要启示。也就是说，只有关注技术创新和技术积累的职业教育才能为制造业服务化提供更为强大的教育支撑和人才资源保证。反思当前职业教育，就是要变单一瞄准技术操作能力获取的职业教育办学取向扭转过来，把过于分割化的专业设置以及相应的课程、师资、教育内容更好地整合起来。
四、国际比较视野中制造业服务化落差与职业教育作为
（一）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短板与职业教育机遇
从国际比较看，虽然制造业服务化在我国发展势头强劲，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但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还较低。制约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因素主要包括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制造业内部的原因主要在于，制造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服务化的战略认识不足、核心能力缺失等；而服务业生产效率较低、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和人才支撑不足等则是外部制约因素。
如果换个视角，从另外的角度对我国制造业服务发展短板进行分析可知，制约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因素主要有三种因素，一是技术因素，一种是人员素质因素，三是管理因素。技术因素是相对客观的因素，如果没有有效的技术创新、技术突破或者合理的技术合作和技术贸易，在短期内取得突破的可能性较小。来自于管理方面的因素制约也往往需要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不断发展。
相比之下，人员素质因素制约性可能更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一方面，人员素质因素对技术因素和管理因素有关联和强化的作用。从业人员的视野直接关系到其对制造业服务战略认识的高度、影响其对相关的技术技能的掌握能力、影响其技术创新勇气和技术积累能力；对于其中的管理人员而言，其素质又对相关政策配套及政策执行产生关键性影响。另一方面，人员素质作为独立因素，又是制造业服务化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作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的产物，制造业服务化的生发、拓展、落实、升华既需要较强的创新意识、较强的执行力，更需要对现有制造业发展方向进行服务化改造，并在遇到技术难题时进行有效的技术突破。这均需要在人员素质有效提高的条件下才能达成，也对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人才培养活动提出了更多期待。
（二）“双轮驱动”“双向融合”的战略与职业教育应对
树立工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融合发展战略思路。鉴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趋势，突破传统的产品定义和统计分类，不要过度纠缠于服务业和工业差异，而是需要认识到服务业和工业日益增强的相似性和互补性，树立服务和工业的融合发展战略思路。也就是说，在应对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背景中，不仅要从制造业角度出发看待制造业服务化，而且要从服务业角度出发看待制造业服务化。对于产业整体调整而言，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进行严格区分的实际意义远不如推进两者的融合性发展。
对于职业教育而言，指向“双轮驱动”“双向融合”的职业教育安排并不是对专业方向或者人才培养目标的简单适应性调整，而应该在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整合化课程开发、系统化教学实施等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
结语
作为学术性概念，制造业服务化的意义不仅是对制造业发展方向的一种描述，也是对服务业新构成的界定。而其作为整体，又是我国当前产业结构调整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制造业服务化对职业教育具有多方面启发意义：对思考职业教育发展面向而言，具有方向性参考意义；而对职业教育办学活动而言，其对人才培养目标设定、专业设置及内涵确定、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等方面更具有实践启示意义；制造业服务化的复杂性又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互动如何作为提供了试金石。制造业发展和服务业发展均不是全新的概念，而制造业服务化的意义绝不在于一种新的词汇。从更深层意义上讲，制造业服务化要求职业教育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更高的敏感性，更整合的观点和视野，要求在更宽广范围内进行，而不是局限在单一的学科分类划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