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首次一体化发布、《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亮相、《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今年以来，职业教育成为教育行业从业者口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词。在诸多利好政策加持下，职业教育即将迎来发展黄金期。
然而，当下职业教育现状距离达到”高质量发展”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改变大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如何逐步打通职业教育学历上升通道？如何解决校企合作两张皮的问题？民办职业教育有哪些发展机会？如何改变”重学历、轻技术”的社会氛围？如何保障职教学生就业和未来的职业发展？
新京报记者对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孙诚，对目前社会普遍关心的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做探讨。解读政策层面对职业教育的利好和职业教育的机遇、挑战等。
“‘差等生’云集在职业学校”局面将扭转
新京报：当前，社会整体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不到位，对职业教育院校毕业生仍存在偏见。不少家长对”职普分流”感到焦虑，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孙诚：今年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我近期也到一些地方做交流，当地政府态度非常明朗，只要关系到职业教育发展，一定全力支持。但另一个角度，一直以来很多地方此前对职业教育相对忽视，基本办学条件比较薄弱，如何让当地老百姓对职业教育建立最新的认识、让老百姓看到职业教育现状发生改变，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地方领导、教育一线校长和教师们共同努力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吸引力。
关于职普分流，家长的焦虑其实我能理解。一个现实问题是，一直以来，中考分流不是基于兴趣和长处，而是基于考试分数，把一批分数线之下的孩子分到了职业学校。大部分家长不是排斥职业教育，而是担心分数偏低的孩子中有些人的行为习惯不太好，学习目标迷茫，担心对自己孩子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基于考试分数”一刀切”进行分流的方式需要变革。职普分流是否需要给学生一些选择机会，尊重一下学生的意愿，因此，开展职普融通开发职业生涯启蒙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最新发布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各省市都在积极探索，但落地实施可能还需要时间。这将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普通高考的评价制度。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有其自身特色，与行业企业紧密度更强，跨界属性明显，因此，”职教高考”制度建立需要理性、科学、准确设计，这样才能选拔出双方适合的人才，让孩子进入职业学校时自己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其实职业教育不是不教基础知识，之所以大家会形成这样的错觉，是因为当下的分流方式把职业教育和不学文化知识画等号，把基础知识薄弱的孩子分到职业教育。而到了职业学校，老师更多是在给这些孩子补短板。如果用更科学的自我选择的方式来分流，就会有更多优秀学子来到职业教育赛道上发展。如果这一天到来，相信家长的焦虑会慢慢淡化。
另外，现在很多家长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以前的家长，特别是没有上过大学的家长，特别寄希望于孩子实现大学梦。而未来，新一代家长本身就是大学生，认知也在变化，开始变得更加理智、更尊重孩子的自我发展。一旦制度也更宽容、有更多元且科学的选择时，相信”似乎’差等生’都云集在职业学校”的局面会有所扭转。
职教学历衔接不是简单的学历”拼盘儿”
新京报：”职教高考”提出后颇受关注。职教高考应如何规划设计才更科学合理？
孙诚：人才培养的渠道应该是多元的，我们当下的教育需要开出更多”路”。
实际上，职教高考就是在”开路”。职教高考的提出，可以看到国家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来建构的决心，作为和普通教育不同的类型，职业教育也要有门槛值，而不是把学不好文化知识的人都放在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体系，不是在现有的框架下发展体系建设。
这个门槛要兼顾相应的文化知识、相应的技能熟练程度，以及个人天赋和兴趣，让职教高考成为另一种选拔人才的机制和轨道，来支撑技能型社会建设、国家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支撑国家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职教高考的内容和形式将是什么样？目前还在积极探索中。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传统的几个学科，而是要跟行业紧密相关。近年来各地积极建立1+x证书制度、建设各种岗位能力标准、举办各种技能大赛，都是在不断探路。职教高考也许刚开始建立不那么成熟，就像1976年高考恢复后慢慢完善和成熟，相信职教高考也会是这样。
新京报：教育部已公布一些学校开展职业本科试点。升本后，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发生哪些变化？
孙诚：一方面是国家提出的”长学制”。原来大部分是三年制，但一些专业领域，如人工智能等专业，就需要探索实施长学制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今年，教育部办公厅还印发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对职业本科院校的专业设置提出了较为细致的条件与要求。其中，包括师资队伍的要求，例如”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30%，具有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50%，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15%”；也有对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例如”培养方案应校企共同制订”、”实践教学课时占总课时的比例不低于50%，实验实训项目（任务）开出率达到100%”，还有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工作基础、培养质量基础和良好社会声誉等方面的要求，这些相对严苛的硬性标准都是区分于以往的。
新京报：在稳步发展职教本科的过程中，如何避免以学历为导向办学？如何改变”重学历轻技术”的局面，推动”崇尚技能淡化学历”氛围形成？
孙诚：原来职业教育是”断头教育”，高职后就没有升学通道。目前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中职、高职、本科纵向贯通，但我认为，这仅是走出的第一步。因为，体系可以走通，但建好不容易，它不是简单的学历”拼盘儿”，其体系构建、内涵建设是需要加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也需要时间来证明。
当然国内职教战线都在积极探索，例如今年公布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首次一体化设计发布了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专科、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不同层次专业。这就要求高职在专业建设时要兼顾中职和职教本科，不能是为了升学而升学。
和普通教育不同，职业教育在评价上面临更多挑战，不但要掌握知识，还要掌握技术，要考验实操性和岗位胜任能力。这就要求职业学校要依据职业技能所匹配的文化知识、产业界的发展情况和岗位要求来制定培养人才，甚至要培养能够推动产业升级迭代的人才，这是职业教育真正面临的挑战。
因此，不论是专业建设还是人才培养方案，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中高本学历衔接”就能解决的。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依靠内涵建设来提升吸引力，来让老百姓认同。单纯唯学历导向办学，即便升学通道贯通了也无法形成正向循环。
校企合作不能止步于”握握手、照张相”
新京报：校企双方如何形成长效化、深层次、紧密型的深度合作？
孙诚：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并不高，内生动力还需要进一步激发。究其原因，在于企业与学校的责任与权利划分不明确，企业只有义务和责任而缺乏利益。一些企业还要承担学生因技术不熟练而损坏机器设备或发生安全事故等风险，国家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优惠政策和经费补偿政策仍需完善。
在五六年前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目前，我们经过追踪，各个地方学校都有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联盟，但普遍问题是合作浮于表面、深度不够。有的校企合作联盟一年开两三次会、握握手照张相，但是开展什么实质性业务了？没有。
实质性的合作，比如学徒制、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打造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制定双师型教师标准等，是更深度、差异化的。因为校企合作和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要充分因地制宜。
因此，建议以区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为突破口，明确行业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责权利，落实支持行业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相应的待遇及支持、鼓励政策；推动行业、企业、学校联合研制专业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并建立行业企业急紧缺专业及人才应急设立机制，开辟紧缺专业灵活设置的”绿色通道”；鼓励专业化产教融合服务机构发展，有序承接政府转移的评价、流动、激励职能等等。
新京报：《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兴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兴办职业教育。这其中，社会力量有哪些机会？
孙诚：建议拓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领域和深度，支持各类企业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参与或举办职业教育，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用创新的机制和真正的实惠打动利益相关群体。
此外，建议出台鼓励混合所有制试点实施办法，支持社会力量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切实建立起校企合作的利益机制。但同时，还要加强监管和督导评估，最终要回归到育人。
就业用”学历”衡量”能力”是根本问题
新京报：近日人社部发文明确”切实维护、保障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机会”，引发热烈解读。职校学生在求职就业中阻碍重重，要真正做到对其”一视同仁””不拘一格”，还有哪些障碍？
孙诚：用人单位在选拔人才时，都倾向于以自身为中心选择最简单高效的方式，譬如看学历。但这不见得是最科学合理、最公平的方式。实际上，一个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目前并没有形成以能力为本位的人才培养标准和用人标准，这就导致很多人将”学历”等同于”能力”，实际上这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如果用人单位的大门永远向职业教育学生关闭，那学生肯定不会选择职业教育。现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带头放开表明了国家的态度，但其他用人单位不一定会马上跟进，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职业教育要真正建强建大，就要以能力为培养标准和评价标准，才能真正摆脱外界用学历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它。
新京报：当前不少制造业企业面临用工短缺，特别是持续性地缺熟练工、技术工。而年轻人毕业后不愿当”蓝领”、不愿进工厂当技工是普遍心态。如何才能摒弃”蓝领歧视”？
孙诚：中国的产业发展的确还需要一大批一线员工。这些岗位中，劳动内容及环境是不是比较艰苦？劳动付出与回报是不是等价？这些对员工能力要求有多高？是不是面临着将来要淘汰，或是很快被人工智能取代？……这些都会是影响就业岗位选择的因素。
对比国外个别国家，技工的专业门槛很高，需要接受过高水平训练才能胜任，但收入也很高，能够支撑个人体面生活，同时获得相应的尊重。这个问题需要产业端、整个社会一起去推动，在技工的工作环境、待遇方面要有所改善，同时要求产业、企业转型升级等。
企业招不到人，除了学生不愿意去以外，还有一种可能是职业学校培养的人不能达到产业要求的能力标准，这就需要职业学校在培养质量、加强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等进行扭转。
实际上，拥有一技之长、深耕一个领域，做到顶级也可以引领世界、发挥价值。当前国家面临高精尖”卡脖子”问题、面临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缺的不是考高分的人，而是缺有工匠精神、扎实做中国制造的技能人才。我们呼唤一个尊重技术技能人才的更和谐、更平等的时代来临，走到这一步可能还要需要几年的努力。